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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民办西安外事学院：哈佛大学的中国教育界唯一教学案例
[主持人]:谢谢陈里先生，应该说陈厅刚才说起一些“三农”问题的时候，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中华的优秀儿女，肯定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同时我相信也有更多的压力在身上，所以我们很乐于听你们讲你们的故事。刚刚我和黄董之前聊到，说到西安外事学院是20年前，也就是1992年的时候创立的，当时您放弃公职去创办一个民办院校，可能很多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顾来看西安外事学院，它已经成为民办院校当中的翘楚了，而您也因为这种很多成功的事件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楷模、精英人物。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黄藤]:主持人提得非常准确。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情还是蛮有心里压力的。就像我当时，其实有一个活思想，我在想：我现在一个西安大学老师的职位，拿出去卖，在80年代末卖5万块钱还是没问题的，很难轻易地把它放弃掉。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公疗，还有公共福利等等一些问题，应该说还是面对压力。但是其实每个人，就像您说的，他有他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讲，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说自己将来，因为人的一生是很短的，我是学中文和哲学出身的，应该说对人的生命、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昙花一现的人生，你怎样去把它渡过。最后我觉得还是以最大的付出和奉献，就是你对他人的有用性决定了你这个人的价值，就是你在什么岗位、以什么形式、做什么事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你这个个体能对这个社会、能对人类、能对国家、能对他人有所用，这大概是你应该选择的道路。而单纯的从自己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你离开了这些以外，只剩下一个单个个体，其实你的存在和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你完全可以不生，或者说你完全可以死掉，因为你和他人没有关联。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以后，我想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因为从我个体而言，我当时讲了一句话，说：“用尽毕生精力，为中国办一个三千人的大学。”这是当时的想法。因为我当时办学的时候，全国公办学校的平均规模就是三千人，政府要养活这三千人，连一个地市政府的财力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毕竟就是一个个人。而且当时学生根本没学上，不像今天，大家是找好学校，上学不怎么困难。当时，我们办一个自学考试，没有国家的文凭，要450分才能进校，现在的三本、二本二三百分都可以进校，所以，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应该说，我们服务的内容也在变化。
但是，正是在这样过程中，一个三万人的大学、一个被教育部认可的本科的大学、一个被社会、家长、学生共同认可的比较优秀的社会大学就诞生在这个社会中。有我们个人的努力，但是更多的是历史的推动，或者说国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先是党的方针的指引、国家政策的许可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顺应了这个改变的基础上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把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安危，把自己的一些活思想是撇在一边，确实是从国家需要的角度。我们在建校20年的时候，我们在总结我们做了点什么，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办了一个民办的学校，为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做了贡献。过去是纯公办的，我们现在有了民办，而且这个民办是被政府、被家长、被学生所认可的，大家愿意蜂拥而至去上的，现在四个第一志愿我们只能录取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种局面。
另外一个就像陈里说的关于农民的问题。农村人口城市化，现在已经是国家和所有有志人士的一个共识，怎么样把他们弄到城市里来，简单的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太多。我们是把小城市、把农村的孩子，经过几年的学习，内化成一个合格的城市人口，让他在城市里面来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经济时期，我们为中国的城市化、为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做了我们的贡献。同时，在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强军、强国、富民这样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为解决就业、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中国人在世界中的威望，做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贡献，使得我们从心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满足，在这种满足面前，任何事情都是小事情，或者说个人的生存或者个人的得失，相比它之间就是太微小了，那就是我们尽其所能，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大家来服务。我们尽量地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就像我说的，尽可能地对社会、对他人有用，这就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也就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就像景观一样，大家给予的关注或者给我们应有的或者不应有的很多称呼和待遇，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这么多年来，我们获得了太多的奖项，就像今年，刚刚过去一年，国际上，哈佛大学把我们列为中国教育界唯一一个教学案例。我已经去过，2月份我还要去哈佛大学和他们的学生和教授一起讲我们的发展的案例。在他们的案例库里可以找得到。我们国家的年度品牌，他们已经举办了快十年了，第一次把教育的品牌列为中国的品牌放在年度品牌里面，可能过两天中央电视台就要播。我们的新华社也把中国创新和创造力的单位，在教育界也是锁定了我们。所以，这些是刚刚给我们的荣誉，这些荣誉使我们受宠若惊。包括今天人民网请来我们和大家见见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员，有比我们更加付出很多的优秀人员，只不过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我给我们学校倡导的基本校风就是爱岗敬业、感恩奉献，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来面对社会、面对大家，没有抱怨，只有奋斗；没有索求，只有感恩。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大家。
[主持人]:我其实也想问黄董一个私人问题，因为您从事了20多年的企业化的运作，可以说您是一个企业家，大家也会评价您是一个教育家，我特别想知道您在教育家和企业家之间，您更欣赏哪个称呼？
[黄藤]:什么家都谈不上，但是在中国做民办教育，我们一般总结讲，至少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个就是要懂政治，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国家、了解政府、了解历史和政治的现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提倡的是把党的期望、政府的要求、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和学校自身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这样的结合处理得不好，即使你有再好的愿望，实际你是做不好的，也是不能实现的。
第二是必须懂教育，因为毕竟是办学校，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你对教育不研究、不懂得，要办一所优秀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叫懂经营，或者叫懂企业，因为你做的是民办学校，是不靠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学校，你必须按照企业经营的规律来经营这所学校，如果你不懂得经营，无论有再好的愿望，你连生存都生存不了，我们很多教授、很多过去的校长、政府官员办的学校，应该说他们的心是好的，而且是非常公益的，但都是办倒闭了。因为公立大学为什么优秀？是政府给了他好的学生，给了他现成的学校和钱，他的本事就是把一个学生教成一个人才。但是民办学校，既没有学生，也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当你不懂企业经营的时候，你的民办学校是很难生存的。所以，我们把懂政治、懂教育、懂企业，也有人将你称为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这是过奖了。但是，你必须要熟悉它，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功的、优秀的民办教育的工作者。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划一个符号，可以非常肯定地、豪不犹豫地说就是办教育。因为所有其他的了解也好，懂得也好，运用也好，是为发展教育而服务的。包括我现在绕出学校努力做一些企业，过去我做过企业，我关掉了，我不愿意做它，我就是要做教育，但是现在为什么又要做？因为教育要钱，而且水平越高，层次越高，需要的钱越多，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资金的来源。所以为了教育来做企业，为了教育来做别的，核心还是教育。所以，一定要给我划一个符号，我非常愿意称呼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周虎振：诚信打造扎实品牌 创新驱动课程设置发展
[主持人]:非常黄董。刚刚我们和黄董在聊的时候，周董一直在边上频频点头，我相信有着相同经历的您一定在这里面有很多共鸣和回忆。因为我们道您现在从事着民办教育，当时您1991年开始创办叫虎振厨师技校，时间上来讲，比西安外事学院还早一年，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酸甜苦辣，也非常想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特别想知道周董您当时想创办这样一个技校，包括现在发展成这样的形式，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周虎振]:我是一个农民，我和黄董相差十岁。我14岁，初中没有毕业，因为家庭穷，80年代初，我们姐弟八人，大年三十，我印象特别深，吃不上一顿完整的饺子，就是吃饺子粥，现在跟我女儿提起来，她说那是改善生活。当时她不理解，我们吃不上一顿完整的饺子，只能喝饺子粥，我就是出生在这个家庭，上学也上不下去，当时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父亲给我三条路，第一学木工，第二学瓦工，第三学厨师。当时没有什么梦想，当时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能穿好衣服就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学厨师。
但是，当我学厨师的时候，就谈到原来的厨师，现在的职教，有很多学历教育，老师都想把毕生的经历教给学生，但是在技术行业当中，技校当中，有一句古语说：教出徒弟，饿死师傅，始终中国的职业教育推动不上去，是中国民族和中国这些人的老观念、老传统，就是说宁舍一吨金，不舍一句春，它的概念是什么？我能给你一百块钱、一千、一万，我不教你一门技术。所以，我光学厨师，去过50多家厨师学校，要得到真传，还要另拜师学艺，还要另和老师沟通，给老师请请客、送送礼。
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20岁那年就想自己有一所学校，收学费，明码标价，学而用之、学而教之，就是说人家花了钱，实实在在地能学到一门技术。我在这种心情下，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为虎振厨师学校。当时我一个老师、三个学生，当时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现在学历教育，不能让以自己的名字来叫学校的名字，我当时为什么以自己的名字来叫学校的名字呢？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才知道，打造的是诚信。当时我就说，以我个人的名义，原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办洗衣粉制作技术、无土栽培技术，就是说坑了别人换一个地方再起一个执照，再换一个地方行骗。当时我摆脱这个困境，我立志，以我个人名字为学校名字的时候，就想我的名字不能改，所以我这个学校，我给观众或者学员一个诚信。后来我们办到本科学校，国家不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所以说，我当时办厨师学校以及包括现在的职教，在全国职业教育中不能说数老大，也还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在我那儿厨师这个专业，我认为在全国是老大。就是从我那儿学出来的学生，他懂得厨师的方法，你甭管中国八大名菜、十大名菜，它都有一个根儿，所以在我那儿毕业的学生，他的根儿都打得很扎实。
我是一个农民，我办厨师学校，跟随社会潮流的发展。2000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8年我聘请了天津国家一类中专的校长在我那儿当校长，他就说周虎振，你的教案不完全按国家的做，当时我说，厨师学校，用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菜谱，我说现在已经淘汰好几十年了，还用那个教材。在这里我多说一句话，我就希望国家对教育不要局限那么死，要以达到一定目的为原则，而不是说把教育工作者条条框框框得特别死。我现在也在考虑，去年以前，中国近一百年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我们中国大学，50多门课，没教出一个诺贝尔奖，直至去年才有一个。我认为国家教私塾的，教出来了四大发明。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我希望给我们教育部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个思路。老说你这个家伙不按套路出牌。什么叫创新？创新就要走出这个框框，我们就要创新。我再说回来，1998年老校长就说，你的教案，你要这样办下去，教育部肯定封你的门。但是在2000年，突然我那个办公室主任就说，周董事长，中专，国家教育部出台了50%可以自己设置课程，可以按你的思路，就是说你提前了两年。如果我们走在最前沿的时候，肯定是出了这个框。刚才你问黄老师，我为什么老点头。我觉得纯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维能力都受局限，我认为第一个造火车的人就值得诺贝尔奖，应该说是。但是他肯定当时人说他是疯了。第一个造飞机的人，肯定说他是神经病。实际上在学术界，我认为应该多出点异想天开的人。
我现在办两所本科院校，我认为现在和二十年前的梦想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年前我只是为吃饱去学厨师，我办厨师学校，只是为不让更多厨师学子再花重样的多层次的学费。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还有好多家长再去雇课导、补习老师，我觉得这都不正常。你在学堂里面、在学校里面，该教的都应该教了，不要让现在的孩子们背着那么重的负担。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80后、90后，任何教育都包括了很多方面，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包括做人。真正做人怎么做，很欠缺。第二，缺少的是灵魂的约束。在网上我多说两句，我母亲拜佛，我认为拜佛不是什么坏事，但你不要过。我母亲老教导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做恶事有因果报应，做善事，即便你得不到，你的后人也会有好的报应。所以，这些传统文化要保持，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80后、90后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在网络上的，我做坏事我有什么约束，我做善事，我有什么好的结果呀。我实际上不反对佛教、基督教，我不反对教，但是有的人利用别的教，它改变性质，这是国家怕的。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人要有灵魂，要有心境。现在我们学校很多学子，第一，我要搞科研，我跟中国的清华、北大难以抗衡。但是到了河北科技学院，我就教你做人，现在我们学校始终保持着准军事化管理，就是说我的科研赶不上清华、北大，但是到了我学校以后，八年以后回家，知道孝敬父母，我们的学生也融入《弟子规》，知道善待老人，知道携老爱幼，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一定老是科研上去就是对民族的贡献。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有的人在一个学校，进这个学校的时候是500分，学了三年、四年，出来的时候是400分，但是在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是400分，到他毕业的时候，也许是450分，甚至500分，他是在增长，有很多我们现在的网友也好，社会也好，学校排不了名次，排不了档次。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要人人作出一点贡献，人人把各自的职责做到全省领先、全国领先、世界领先，我们加起来，中华民族就强大，中华民族的梦想就成真。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在五年之内，在河北省民办教育乃至国办教育有一号，不能说是老大，在前一二名。在十年之内，在全国民办学校数上号。20年之内，我们科技学院走到世界百位之内，这是我的梦想。但是，有很多网民和教育工作者说你是在做梦。如果我们所有的教职工都在圆这个梦，董事长的梦，就是大家都在圆，就是梦想成真。但是我给我的教职工说一个理念，比如我倒过来说，23年前，1990年我一个厨师、三个学生，我说要办一所本科院校，都说我在做梦。所以说，我23年过去了，我办了两所本科院校，如果按照我这个速度发展，我觉得20年内，我能进入世界品牌大学的行列当中。如果我们所有的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都像我一样，都有这个梦想，中华民族的复兴，用不了20年，我们在世界上，现在是排第三位，一人均就拉下水平了，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中华民族用不了十年，在世界上真正地平均数一数二，这是我的中国梦。
陈里探讨解决“三农”不容忽视的四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周董。其实我们听三位在讲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能感觉到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就是最后我们都会说到我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实践着自己每一步小小的梦想。刚刚其实在之前陈里厅长一直在讲您的梦想，因为您研究三农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向社会建议的农民工问题已经给出了不下十条的建议了，这十条当中有很多关于农民犯罪问题等等方面的研究。如果现在再让您说这个梦想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梦想和中国三农问题应该怎么样融合一下？
[陈里]:主持人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上来。中国梦怎么照亮三农问题，我们中国梦里面，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十八大报告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说了“重中之重”。这表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紧要问题。我常常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梦的实现，前提是三农问题必须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如此，未来农业大国这种身份依然会保留。建立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民，难点在农村，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农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农民更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的农村建设得更美丽。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我的一生都没有这么一年对三农的关注，包括我的实践。那么，如何让中国梦照亮三农问题呢？我认为今年4月30号，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一个整版的文章讲的就是农村的社会管理，里面讲了四个问题，一会儿我再加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梦要照亮中国的三农，有下面这几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防止随意损害农民事情的发生。换句话说，中国的法治要向三农倾斜。大家回忆一下，中央一号文件，每年的开春第一号文件是农业的文件里面一共有十几个，可以说规定的措施和方向非常明确、非常明了。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三农问题为什么现在如此突出呢？那就是说，中央的一号文件并没有真正地落实到三农上面去，很多农民的收入、农业的倾斜政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教育，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地落实到实处。所以，我想法治建设向三农倾斜，我去年喊了一年。
举一个例子讲，我是搞法治的，我去年立了两个法，一个是城市的养狗法，一个是城市的鞭炮法。为什么城市人对养狗、鞭炮如此重视呢？因为狗和鞭炮影响了城市人的生活。所以，他就把这个立了法。农村的道路、农村的粮食、农村的购销、农村的农产品的购销、营销，包括孩子中小学的教育，这些问题多严重呀，但是这方面法治上不健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定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防止农村的暴力拆迁。大家知道，从秦始皇以来，那都是老百姓有地种、有房子住，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土地要分给农民，后来走了合作化、走了人民公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把土地分到农村了，分给农民了。现在改革开放30年，农民肚子基本温饱了，吃饱了，但是农民的致富、农民的盖房、农民孩子的娶亲、上学、养老保险，压得农民抬不起头。现在农民要致富，下一步该怎么发展？不光是把农民引上楼，把农民弄到小城市里，农民生存的手段就是种粮食和种水果、养殖，他其他的不会呀。当然，年轻的农民后一代可以发展。我现在说的是现在的状况，多少年来群体性的事件纠纷很多与土地是有关系的。我就呼吁对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民的承包地一定要认真地进行确权，要在国家的层面上保护农民这养命的最后这块地方是不被侵犯的。如果这一点乱了，将来国家肯定会动荡。
第三，我们现在全国的劳动力是4.5亿，就是种地的人大概4.5亿个劳动力。在全国打工是2.7个亿左右，什么意思呢？4个半人种地，现在有3个人离开土地，在城市里干着和土地没有关系的活。这3亿农民工，他在外面的生存，孩子的上学，他的劳动工资的所得，和他的养老、工伤、保险、医疗、救助，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所以农民哺育工业，对国家建设贡献了60年，农民工从80年到现在贡献了30年，现在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那么，这些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民工是可以立碑的，这是功不可没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修的路、农民盖的房，农民开的工厂。现在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和上个世纪上海黄浦滩那些人是一样的，和东北老基地的工人是一样的，他们是属于领导阶级。我们现在农民工群体，现在身份很尴尬，他回到家是农民，在城里面是工人，我们东莞、我们深圳，哪个工厂里面是正式职工呢？都是农民工。他们制造的产品畅销全世界，你说他们是不是工人。所以，农民工这个保障，我去年3月4号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对农民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我在去年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在微博上提出来，要为农民工办十件实事，这十件实事是啥呢？主要就是农民工社保养老保险一卡通，这是农民工在家乡有社保，在外面给哪个工厂老板干活，老板要给他交三金，老家的和农民在外面跑的能不能合二为一呢？我叫做纵向积累、横向统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40岁、30岁，国家给你养老保险，从这开始就是十年了，十年累计在你这卡上。你上半年在广东，下半年在河北，明年可能在贵州，这三个省老板给你的东西，也给你横向地汇集在这个卡上。美国早就能做到，绿卡、保险卡，就是生下来有这么一个卡。银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是中国的，我们能不能在内部协调，把养老保险，农民工再扩大化的话题，全国的中国人民每个人有这么一张保障卡，到哪去就可以划，这完全可以做到。信息化，现在可以把神九弄上天，把刘洋送到太空又送回来。我们做这样一个卡，不是不能做，是不愿意做。这是对农民工办的一件实事。
还有农民工的子弟上学，七千万，随着父母在全国走，家乡还有5870万留守儿童，这留守儿童再加上教育，农村小学撤校合并，大量的孩子，父母出去打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学校在门口，可以送，十里八里，老人就送不成了，怎么办呢？就住在学校，住在学校有吃的问题、校园的安全问题，这次河南的光山县，20多个小学生被不法分子给伤害，无一例外，不是留守儿童，没有一个父母在跟前，所以，这种问题你怎么办呢？这种问题就会告诉我们，农村的问题、农民工带来的问题非常让人揪心。去年我呼吁了一年，刚才说了一卡通的问题，在浙江、山东，还有几个地方已经实现了，很值得人欣慰。现在有14个省市，我观察了，解决了，也没有完全解决，已经在解决农民工孩子的高考问题，14个省出台了政策，我觉得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还有农民工的学校，也在逐步地建起来了，我觉得这是第二件事。
还比如说，我提倡给农民工建一个农民工手册，一个城市一个手册，农民工到这个城市以后，就拿这个手册，该找谁就找谁，该找司法救助，该找医院救助，该找交通，哪个地方劳务市场，政府行为，还有等等等等，大概有十个农民工十件实事，现在有四五件正在落实，我觉得很欣慰。
第四个问题，妥善处理群众上访。从2000年以来，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媒体群体性事件大概是九千多起，到2001年的时候，因为我经常给大学讲课，我统计这个数字，大概是超过十万起，就是群体性事件超过十万起。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在县、乡以下的农村，基本上是资源纠纷、土地拆迁、城市的城中村，再有个别的就是企业改制的下岗职工。所以说，群体性事件的上访，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刚才提到法治思维，要和老百姓进行对话。对话，然后解决问题，要给老百姓一个出路。就是说，比如公安机关，经常会有人说，去，把这个给我领回来。领回来可以，我能领回来，解决问题，公安机关解决不了，解决问题还得在企业、在单位、在政府。也就是说，凡是有群众上访的，都是有他的诉求在里面。我觉得现在在十八大为政的新风的指引下，我想作为政法机关，特别是农村工作者，对群体性事件，对有诉求的群众一定要采取对话，不要去随便把他抓起来，我觉得这个办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谈一谈中国的教育，这两位是专家，我是有将近十年的教龄，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我现在带四个研究生。我对中国的教育，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上了初中，因为家庭其他的问题，高中不让上，就回到家养蚕，养蚕以后，教育整顿，不让讲了，回家当了农民，77年改革，我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拉小提琴的，考上以后，没见过火车，没坐过，就到河南南阳邓县，这一生就转了个弯，这一生就转变方向，我后来考大学当老师，最后又走到政法机关，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特别清楚西部、北部的农村的孩子要走出大山，只有一条路，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对他们两位教育的功德无量，我是自愧不如的，我感受到我做不到。
中国的教育，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13亿人，我们80%的学生将来不是弄诺贝尔奖，不是当什么家，他是有文化的建设者，80%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教育不能按照精英去培养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学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看了奥数，考了学校，让全国人去学奥数，不能因为一个人当了科学家，把全部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从小就按科学家去培养。农村的教育，现在中国人，无论是城市和农村，中国人身上最沉重的负担，我认为还不是养老保险，一是教育，二是住房。教育可以把一个夫妇半生的经历陪在孩子上。20多岁结婚，送出孩子就50多了，后面带孙子就不说了，你把他生下来再把他送到大学，一生的负担比工作还要重。那么，为啥呢？你把他当做精英培养这不行，农村的孩子大部分就是初高中，还有的是中专，一部分优秀的上大学，不能说不让上大学，大部分人是进不了大学的，所以我希望我退休了，我到周先生那儿去打工。真正的职业学校，目前这个群体是数以亿计的，日本有一个加藤，在中国待了十年，他说了几句话，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哪呢？来自于上大学有知识这个群体，这是80、90后的一个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当兵的，找工作的，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上了大学的一部分，也有打工的一部分，还有当兵的，还有就是在土地里种地的，再有就是既不当兵又不上学、又不打工，干啥呢？在社会上晃荡。这些群体里就是一样，上大学这一部分，这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但是父母培养他20年，出来以后就是漂族，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他的压力很大。我在接触北京很多的研究生、大学生，我说你怎么比我的精神还憔悴呢？他说我大学毕业了，欠父母20多年的帐，找不到工作，又上研究生，又得学三年，结婚的时候，丈母娘说要有房子，北京的房子首付得50万，像他，姊妹七八个，父母怎么给他50万，这50万就使这个孩子十年就抬不起头。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打工的没有上大学，还有在农村劳动的不安心，还有就是农二代进了城不想回去，这部分人现在数以亿计，现在国家不善待他们，他们将来怎么报答社会呢？这个问题，一定要把中国的教育要认真地思考，希望中小学向农村倾斜。科学教育的规律，一般是一个小学校十六七个孩子，老师能教过来，现在几十个孩子在一个班里，老师教不过来。还有一个是学校向城市转移，老师留不在农村，老师留不在农村，学生就留不在农村，这是恶性循环。农村的中小学现在很欣慰的就是教育部在10月份出台了一个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意见的一个规划，现在农村撤校合并暂停，我觉得这是一个得民心、惠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觉得在农民工实事里面其中就有教育这一条。
[主持人]:陈里先生，这些年来您一直关注研究介入解决三农问题，这里面有您的农民情怀。您也是一个新型的官员，开微博也好，公布手机号码也好，您有什么收获？未来有没有更大突破的想法？
[陈里]:一年多来，我在微博上学到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很多朋友，我的关注里有十几个分类，有专家学者、有媒体朋友、有大学生、有农民朋友，我也了解到了许多我以往学不到的东西。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了解了底层民众的疾苦和所思所想。利用这个平台和影响力，为社会和民众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心里觉得很充实。去年，在工作之余，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究上。我主编了《论社会管理创新》、出版了我的个人文集《知行集》、《陈里微思录》。
这些都得益于微博的功劳。下一步我将继续利用好这个平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并号召更多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微博，架起与老百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做一份小小的贡献。最近陕西公安厅也开通了新浪微博，将指导更多的公安机关和民警开通微博。去年我在网上号召为农民工做十件实事，已经的到许多省市的响应，有不少实事已经或正在实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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