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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學院董事長黃藤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
民辦西安外事學院：哈佛大學的中國教育界唯一教學案例
[主持人]:謝謝陳裡先生，應該說陳廳剛才說起一些“三農”問題的時候，打開了話匣子。我們也知道作為一個中華的優秀兒女，肯定身上有很多的責任，同時我相信也有更多的壓力在身上，所以我們很樂於聽你們講你們的故事。剛剛我和黃董之前聊到，說到西安外事學院是20年前，也就是1992年的時候創立的，當時您放棄公職去創辦一個民辦院校，可能很多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我們今天再回顧來看西安外事學院，它已經成為民辦院校當中的翹楚了，而您也因為這種很多成功的事件成為大家心目中的一個楷模、精英人物。我特別想知道當時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黃藤]:主持人提得非常准確。應該說在那個時候做這樣一件事情還是蠻有心裡壓力的。就像我當時，其實有一個活思想，我在想：我現在一個西安大學老師的職位，拿出去賣，在80年代末賣5萬塊錢還是沒問題的，很難輕易地把它放棄掉。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公療，還有公共福利等等一些問題，應該說還是面對壓力。但是其實每個人，就像您說的，他有他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心路歷程。對我來講，自己到底要做什麼，或者說自己將來，因為人的一生是很短的，我是學中文和哲學出身的，應該說對人的生命、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這樣一個宇宙當中，曇花一現的人生，你怎樣去把它渡過。最后我覺得還是以最大的付出和奉獻，就是你對他人的有用性決定了你這個人的價值，就是你在什麼崗位、以什麼形式、做什麼事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你這個個體能對這個社會、能對人類、能對國家、能對他人有所用，這大概是你應該選擇的道路。而單純的從自己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當你離開了這些以外，隻剩下一個單個個體，其實你的存在和不存在是沒有意義的，你完全可以不生，或者說你完全可以死掉，因為你和他人沒有關聯。
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基礎以后，我想也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是說，因為從我個體而言，我當時講了一句話，說：“用盡畢生精力，為中國辦一個三千人的大學。”這是當時的想法。因為我當時辦學的時候，全國公辦學校的平均規模就是三千人，政府要養活這三千人，連一個地市政府的財力都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畢竟就是一個個人。而且當時學生根本沒學上，不像今天，大家是找好學校，上學不怎麼困難。當時，我們辦一個自學考試，沒有國家的文憑，要450分才能進校，現在的三本、二本二三百分都可以進校，所以，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應該說，我們服務的內容也在變化。
但是，正是在這樣過程中，一個三萬人的大學、一個被教育部認可的本科的大學、一個被社會、家長、學生共同認可的比較優秀的社會大學就誕生在這個社會中。有我們個人的努力，但是更多的是歷史的推動，或者說國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首先是黨的方針的指引、國家政策的許可和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我們順應了這個改變的基礎上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確實是把個人的得失、個人的安危，把自己的一些活思想是撇在一邊，確實是從國家需要的角度。我們在建校20年的時候，我們在總結我們做了點什麼，第一個能想到的就是我們辦了一個民辦的學校，為中國教育體制的變革做了貢獻。過去是純公辦的，我們現在有了民辦，而且這個民辦是被政府、被家長、被學生所認可的，大家願意蜂擁而至去上的，現在四個第一志願我們隻能錄取一個人。現在還是這樣一種局面。
另外一個就像陳裡說的關於農民的問題。農村人口城市化，現在已經是國家和所有有志人士的一個共識，怎麼樣把他們弄到城市裡來，簡單的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太多。我們是把小城市、把農村的孩子，經過幾年的學習，內化成一個合格的城市人口，讓他在城市裡面來生活。所以，在這樣一個經濟時期，我們為中國的城市化、為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做了我們的貢獻。同時，在這樣一個發展經濟，強軍、強國、富民這樣的經濟發展時期，我們為解決就業、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中國人在世界中的威望，做了我們自己的貢獻。
所以，由於有這樣的貢獻，使得我們從心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滿足，在這種滿足面前，任何事情都是小事情，或者說個人的生存或者個人的得失，相比它之間就是太微小了，那就是我們盡其所能，為這個社會服務，為大家來服務。我們盡量地作出我們自己的貢獻，就像我說的，盡可能地對社會、對他人有用，這就成為我們追求的唯一的目標。所以，這也就對什麼都無所謂了。
就像景觀一樣，大家給予的關注或者給我們應有的或者不應有的很多稱呼和待遇，遠遠超過我們的期望。這麼多年來，我們獲得了太多的獎項，就像今年，剛剛過去一年，國際上，哈佛大學把我們列為中國教育界唯一一個教學案例。我已經去過，2月份我還要去哈佛大學和他們的學生和教授一起講我們的發展的案例。在他們的案例庫裡可以找得到。我們國家的年度品牌，他們已經舉辦了快十年了，第一次把教育的品牌列為中國的品牌放在年度品牌裡面，可能過兩天中央電視台就要播。我們的新華社也把中國創新和創造力的單位，在教育界也是鎖定了我們。所以，這些是剛剛給我們的榮譽，這些榮譽使我們受寵若驚。包括今天人民網請來我們和大家見見面。其實我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員，有比我們更加付出很多的優秀人員，隻不過我們有這樣一個機會坐在這裡，所以我們很感謝大家。我給我們學校倡導的基本校風就是愛崗敬業、感恩奉獻，我們一定要有一種感恩的心，來面對社會、面對大家，沒有抱怨，隻有奮斗﹔沒有索求，隻有感恩。所以，我還是很感謝大家。
[主持人]:我其實也想問黃董一個私人問題，因為您從事了20多年的企業化的運作，可以說您是一個企業家，大家也會評價您是一個教育家，我特別想知道您在教育家和企業家之間，您更欣賞哪個稱呼？
[黃藤]:什麼家都談不上，但是在中國做民辦教育，我們一般總結講，至少要具備三個品質，第一個就是要懂政治，也就是說你要了解國家、了解政府、了解歷史和政治的現狀。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我們提倡的是把黨的期望、政府的要求、學生和家長的利益和學校自身的發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果這樣的結合處理得不好，即使你有再好的願望，實際你是做不好的，也是不能實現的。
第二是必須懂教育，因為畢竟是辦學校，如果說你不是一個合格的教育工作者，你對教育不研究、不懂得，要辦一所優秀的學校，幾乎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個叫懂經營，或者叫懂企業，因為你做的是民辦學校，是不靠政府財政支持的一個學校，你必須按照企業經營的規律來經營這所學校，如果你不懂得經營，無論有再好的願望，你連生存都生存不了，我們很多教授、很多過去的校長、政府官員辦的學校，應該說他們的心是好的，而且是非常公益的，但都是辦倒閉了。因為公立大學為什麼優秀？是政府給了他好的學生，給了他現成的學校和錢，他的本事就是把一個學生教成一個人才。但是民辦學校，既沒有學生，也沒有學校，也沒有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以，當你不懂企業經營的時候，你的民辦學校是很難生存的。所以，我們把懂政治、懂教育、懂企業，也有人將你稱為政治家、教育家、企業家，這是過獎了。但是，你必須要熟悉它，你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成功的、優秀的民辦教育的工作者。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給自己劃一個符號，可以非常肯定地、豪不猶豫地說就是辦教育。因為所有其他的了解也好，懂得也好，運用也好，是為發展教育而服務的。包括我現在繞出學校努力做一些企業，過去我做過企業，我關掉了，我不願意做它，我就是要做教育，但是現在為什麼又要做？因為教育要錢，而且水平越高，層次越高，需要的錢越多，我們需要給它一個資金的來源。所以為了教育來做企業，為了教育來做別的，核心還是教育。所以，一定要給我劃一個符號，我非常願意稱呼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周虎振：誠信打造扎實品牌 創新驅動課程設置發展
[主持人]:非常黃董。剛剛我們和黃董在聊的時候，周董一直在邊上頻頻點頭，我相信有著相同經歷的您一定在這裡面有很多共鳴和回憶。因為我們道您現在從事著民辦教育，當時您1991年開始創辦叫虎振廚師技校，時間上來講，比西安外事學院還早一年，我相信裡面一定有很多酸甜苦辣，也非常想和我們一起分享的，我們特別想知道周董您當時想創辦這樣一個技校，包括現在發展成這樣的形式，您的動力來自於哪裡？中間有什麼樣的故事？
[周虎振]:我是一個農民，我和黃董相差十歲。我14歲，初中沒有畢業，因為家庭窮，80年代初，我們姐弟八人，大年三十，我印象特別深，吃不上一頓完整的餃子，就是吃餃子粥，現在跟我女兒提起來，她說那是改善生活。當時她不理解，我們吃不上一頓完整的餃子，隻能喝餃子粥，我就是出生在這個家庭，上學也上不下去，當時隻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我父親給我三條路，第一學木工，第二學瓦工，第三學廚師。當時沒有什麼夢想，當時的夢想就是能吃飽飯、能穿好衣服就是我最大的夢想，所以，當時我就選擇了學廚師。
但是，當我學廚師的時候，就談到原來的廚師，現在的職教，有很多學歷教育，老師都想把畢生的經歷教給學生，但是在技術行業當中，技校當中，有一句古語說：教出徒弟，餓死師傅，始終中國的職業教育推動不上去，是中國民族和中國這些人的老觀念、老傳統，就是說寧舍一噸金，不舍一句春，它的概念是什麼？我能給你一百塊錢、一千、一萬，我不教你一門技術。所以，我光學廚師，去過50多家廚師學校，要得到真傳，還要另拜師學藝，還要另和老師溝通，給老師請請客、送送禮。
所以，我在這種情況下，我20歲那年就想自己有一所學校，收學費，明碼標價，學而用之、學而教之，就是說人家花了錢，實實在在地能學到一門技術。我在這種心情下，以我個人的名字命名為虎振廚師學校。當時我一個老師、三個學生，當時我起這個名字的時候，現在學歷教育，不能讓以自己的名字來叫學校的名字，我當時為什麼以自己的名字來叫學校的名字呢？當時沒有想那麼多，現在才知道，打造的是誠信。當時我就說，以我個人的名義，原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辦洗衣粉制作技術、無土栽培技術，就是說坑了別人換一個地方再起一個執照，再換一個地方行騙。當時我擺脫這個困境，我立志，以我個人名字為學校名字的時候，就想我的名字不能改，所以我這個學校，我給觀眾或者學員一個誠信。后來我們辦到本科學校，國家不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所以說，我當時辦廚師學校以及包括現在的職教，在全國職業教育中不能說數老大，也還是數一數二的。所以，在我那兒廚師這個專業，我認為在全國是老大。就是從我那兒學出來的學生，他懂得廚師的方法，你甭管中國八大名菜、十大名菜，它都有一個根兒，所以在我那兒畢業的學生，他的根兒都打得很扎實。
我是一個農民，我辦廚師學校，跟隨社會潮流的發展。2000年，我印象特別深的是，1998年我聘請了天津國家一類中專的校長在我那兒當校長，他就說周虎振，你的教案不完全按國家的做，當時我說，廚師學校，用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菜譜，我說現在已經淘汰好幾十年了，還用那個教材。在這裡我多說一句話，我就希望國家對教育不要局限那麼死，要以達到一定目的為原則，而不是說把教育工作者條條框框框得特別死。我現在也在考慮，去年以前，中國近一百年為什麼沒有諾貝爾獎？我們中國大學，50多門課，沒教出一個諾貝爾獎，直至去年才有一個。我認為國家教私塾的，教出來了四大發明。
我覺得中國的教育，我希望給我們教育部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一個思路。老說你這個家伙不按套路出牌。什麼叫創新？創新就要走出這個框框，我們就要創新。我再說回來，1998年老校長就說，你的教案，你要這樣辦下去，教育部肯定封你的門。但是在2000年，突然我那個辦公室主任就說，周董事長，中專，國家教育部出台了50%可以自己設置課程，可以按你的思路，就是說你提前了兩年。如果我們走在最前沿的時候，肯定是出了這個框。剛才你問黃老師，我為什麼老點頭。我覺得純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維能力都受局限，我認為第一個造火車的人就值得諾貝爾獎，應該說是。但是他肯定當時人說他是瘋了。第一個造飛機的人，肯定說他是神經病。實際上在學術界，我認為應該多出點異想天開的人。
我現在辦兩所本科院校，我認為現在和二十年前的夢想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20年前我只是為吃飽去學廚師，我辦廚師學校，只是為不讓更多廚師學子再花重樣的多層次的學費。現在我們的義務教育，還有好多家長再去雇課導、補習老師，我覺得這都不正常。你在學堂裡面、在學校裡面，該教的都應該教了，不要讓現在的孩子們背著那麼重的負擔。
但是，我認為現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80后、90后，任何教育都包括了很多方面，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包括做人。真正做人怎麼做，很欠缺。第二，缺少的是靈魂的約束。在網上我多說兩句，我母親拜佛，我認為拜佛不是什麼壞事，但你不要過。我母親老教導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你做惡事有因果報應，做善事，即便你得不到，你的后人也會有好的報應。所以，這些傳統文化要保持，就是我們每個人，包括80后、90后現在的年輕人，包括在網絡上的，我做壞事我有什麼約束，我做善事，我有什麼好的結果呀。我實際上不反對佛教、基督教，我不反對教，但是有的人利用別的教，它改變性質，這是國家怕的。實際上，我覺得一個人要有靈魂，要有心境。現在我們學校很多學子，第一，我要搞科研，我跟中國的清華、北大難以抗衡。但是到了河北科技學院，我就教你做人，現在我們學校始終保持著准軍事化管理，就是說我的科研趕不上清華、北大，但是到了我學校以后，八年以后回家，知道孝敬父母，我們的學生也融入《弟子規》，知道善待老人，知道攜老愛幼，這一系列的活動，不一定老是科研上去就是對民族的貢獻。
我舉這麼一個例子，有的人在一個學校，進這個學校的時候是500分，學了三年、四年，出來的時候是400分，但是在我們學校錄取的時候是400分，到他畢業的時候，也許是450分，甚至500分，他是在增長，有很多我們現在的網友也好，社會也好，學校排不了名次，排不了檔次。我認為現在中華民族的復興，隻要人人作出一點貢獻，人人把各自的職責做到全省領先、全國領先、世界領先，我們加起來，中華民族就強大，中華民族的夢想就成真。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在五年之內，在河北省民辦教育乃至國辦教育有一號，不能說是老大，在前一二名。在十年之內，在全國民辦學校數上號。20年之內，我們科技學院走到世界百位之內，這是我的夢想。但是，有很多網民和教育工作者說你是在做夢。如果我們所有的教職工都在圓這個夢，董事長的夢，就是大家都在圓，就是夢想成真。但是我給我的教職工說一個理念，比如我倒過來說，23年前，1990年我一個廚師、三個學生，我說要辦一所本科院校，都說我在做夢。所以說，我23年過去了，我辦了兩所本科院校，如果按照我這個速度發展，我覺得20年內，我能進入世界品牌大學的行列當中。如果我們所有的中華民族的中華兒女，都像我一樣，都有這個夢想，中華民族的復興，用不了20年，我們在世界上，現在是排第三位，一人均就拉下水平了，如果人人都像我這樣，中華民族用不了十年，在世界上真正地平均數一數二，這是我的中國夢。
陳裡探討解決“三農”不容忽視的四個問題
[主持人]:謝謝周董。其實我們聽三位在講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能感覺到其實都有一個同樣的夢想，就是最后我們都會說到我們為了國家的繁榮富強，為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在實踐著自己每一步小小的夢想。剛剛其實在之前陳裡廳長一直在講您的夢想，因為您研究三農問題，我們也知道其實您在向社會建議的農民工問題已經給出了不下十條的建議了，這十條當中有很多關於農民犯罪問題等等方面的研究。如果現在再讓您說這個夢想的時候，您覺得這個夢想和中國三農問題應該怎麼樣融合一下？
[陳裡]:主持人這個問題又回到我們今天訪談的主題上來。中國夢怎麼照亮三農問題，我們中國夢裡面，三農問題怎麼解決？十八大報告有一句話，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這是十八大報告裡面唯一一個地方說了“重中之重”。這表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緊要問題。我常常說，不了解中國的農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國夢的實現，前提是三農問題必須得到很好地解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自古如此，未來農業大國這種身份依然會保留。建立和諧社會，重點在農民，難點在農村，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農業，中華民族的復興離不開中國農業的長足發展。中國農民更有尊嚴的生活，中國的農村建設得更美麗。可以說，過去的一年，我的一生都沒有這麼一年對三農的關注，包括我的實踐。那麼，如何讓中國夢照亮三農問題呢？我認為今年4月30號，我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一個整版的文章講的就是農村的社會管理，裡面講了四個問題，一會兒我再加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夢要照亮中國的三農，有下面這幾個問題不容忽視。
第一，加強農村的法治建設，防止隨意損害農民事情的發生。換句話說，中國的法治要向三農傾斜。大家回憶一下，中央一號文件，每年的開春第一號文件是農業的文件裡面一共有十幾個，可以說規定的措施和方向非常明確、非常明了。但是，我們大家知道，三農問題為什麼現在如此突出呢？那就是說，中央的一號文件並沒有真正地落實到三農上面去，很多農民的收入、農業的傾斜政策、農民工的權益保障、農村養老保險、農村教育，這些問題都沒有真正地落實到實處。所以，我想法治建設向三農傾斜，我去年喊了一年。
舉一個例子講，我是搞法治的，我去年立了兩個法，一個是城市的養狗法，一個是城市的鞭炮法。為什麼城市人對養狗、鞭炮如此重視呢？因為狗和鞭炮影響了城市人的生活。所以，他就把這個立了法。農村的道路、農村的糧食、農村的購銷、農村的農產品的購銷、營銷，包括孩子中小學的教育，這些問題多嚴重呀，但是這方面法治上不健全。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一定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防止農村的暴力拆遷。大家知道，從秦始皇以來，那都是老百姓有地種、有房子住，我們共產黨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土地要分給農民，后來走了合作化、走了人民公社，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把土地分到農村了，分給農民了。現在改革開放30年，農民肚子基本溫飽了，吃飽了，但是農民的致富、農民的蓋房、農民孩子的娶親、上學、養老保險，壓得農民抬不起頭。現在農民要致富，下一步該怎麼發展？不光是把農民引上樓，把農民弄到小城市裡，農民生存的手段就是種糧食和種水果、養殖，他其他的不會呀。當然，年輕的農民后一代可以發展。我現在說的是現在的狀況，多少年來群體性的事件糾紛很多與土地是有關系的。我就呼吁對農民的宅基地和農民的承包地一定要認真地進行確權，要在國家的層面上保護農民這養命的最后這塊地方是不被侵犯的。如果這一點亂了，將來國家肯定會動蕩。
第三，我們現在全國的勞動力是4.5億，就是種地的人大概4.5億個勞動力。在全國打工是2.7個億左右，什麼意思呢？4個半人種地，現在有3個人離開土地，在城市裡干著和土地沒有關系的活。這3億農民工，他在外面的生存，孩子的上學，他的勞動工資的所得，和他的養老、工傷、保險、醫療、救助，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我們回避不了的。所以農民哺育工業，對國家建設貢獻了60年，農民工從80年到現在貢獻了30年，現在第二代農民工正在成長。那麼，這些對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農民工是可以立碑的，這是功不可沒的，大家都知道，農民修的路、農民蓋的房，農民開的工廠。現在農民工在城市裡打工，和上個世紀上海黃浦灘那些人是一樣的，和東北老基地的工人是一樣的，他們是屬於領導階級。我們現在農民工群體，現在身份很尷尬，他回到家是農民，在城裡面是工人，我們東莞、我們深圳，哪個工廠裡面是正式職工呢？都是農民工。他們制造的產品暢銷全世界，你說他們是不是工人。所以，農民工這個保障，我去年3月4號就是在這個地方講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
所以，第三個問題就是一定要對農民工的問題要高度重視。我在去年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在微博上提出來，要為農民工辦十件實事，這十件實事是啥呢？主要就是農民工社保養老保險一卡通，這是農民工在家鄉有社保，在外面給哪個工廠老板干活，老板要給他交三金，老家的和農民在外面跑的能不能合二為一呢？我叫做縱向積累、橫向統籌，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這個人40歲、30歲，國家給你養老保險，從這開始就是十年了，十年累計在你這卡上。你上半年在廣東，下半年在河北，明年可能在貴州，這三個省老板給你的東西，也給你橫向地匯集在這個卡上。美國早就能做到，綠卡、保險卡，就是生下來有這麼一個卡。銀行是我們國家的，政府是中國的，我們能不能在內部協調，把養老保險，農民工再擴大化的話題，全國的中國人民每個人有這麼一張保障卡，到哪去就可以劃，這完全可以做到。信息化，現在可以把神九弄上天，把劉洋送到太空又送回來。我們做這樣一個卡，不是不能做，是不願意做。這是對農民工辦的一件實事。
還有農民工的子弟上學，七千萬，隨著父母在全國走，家鄉還有5870萬留守兒童，這留守兒童再加上教育，農村小學撤校合並，大量的孩子，父母出去打工了，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學校在門口，可以送，十裡八裡，老人就送不成了，怎麼辦呢？就住在學校，住在學校有吃的問題、校園的安全問題，這次河南的光山縣，20多個小學生被不法分子給傷害，無一例外，不是留守兒童，沒有一個父母在跟前，所以，這種問題你怎麼辦呢？這種問題就會告訴我們，農村的問題、農民工帶來的問題非常讓人揪心。去年我呼吁了一年，剛才說了一卡通的問題，在浙江、山東，還有幾個地方已經實現了，很值得人欣慰。現在有14個省市，我觀察了，解決了，也沒有完全解決，已經在解決農民工孩子的高考問題，14個省出台了政策，我覺得這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進步。還有農民工的學校，也在逐步地建起來了，我覺得這是第二件事。
還比如說，我提倡給農民工建一個農民工手冊，一個城市一個手冊，農民工到這個城市以后，就拿這個手冊，該找誰就找誰，該找司法救助，該找醫院救助，該找交通，哪個地方勞務市場，政府行為，還有等等等等，大概有十個農民工十件實事，現在有四五件正在落實，我覺得很欣慰。
第四個問題，妥善處理群眾上訪。從2000年以來，200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媒體群體性事件大概是九千多起，到2001年的時候，因為我經常給大學講課，我統計這個數字，大概是超過十萬起，就是群體性事件超過十萬起。群體性事件基本上是在縣、鄉以下的農村，基本上是資源糾紛、土地拆遷、城市的城中村，再有個別的就是企業改制的下崗職工。所以說，群體性事件的上訪，這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我剛才提到法治思維，要和老百姓進行對話。對話，然后解決問題，要給老百姓一個出路。就是說，比如公安機關，經常會有人說，去，把這個給我領回來。領回來可以，我能領回來，解決問題，公安機關解決不了，解決問題還得在企業、在單位、在政府。也就是說，凡是有群眾上訪的，都是有他的訴求在裡面。我覺得現在在十八大為政的新風的指引下，我想作為政法機關，特別是農村工作者，對群體性事件，對有訴求的群眾一定要採取對話，不要去隨便把他抓起來，我覺得這個辦法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
最后一個就是我談一談中國的教育，這兩位是專家，我是有將近十年的教齡，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我現在帶四個研究生。我對中國的教育，我是有切身體會的。我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獲益者，上了初中，因為家庭其他的問題，高中不讓上，就回到家養蠶，養蠶以后，教育整頓，不讓講了，回家當了農民，77年改革，我考的是上海音樂學院，拉小提琴的，考上以后，沒見過火車，沒坐過，就到河南南陽鄧縣，這一生就轉了個彎，這一生就轉變方向，我后來考大學當老師，最后又走到政法機關，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特別清楚西部、北部的農村的孩子要走出大山，隻有一條路，就是知識改變命運。所以，我對他們兩位教育的功德無量，我是自愧不如的，我感受到我做不到。
中國的教育，要認識到中國的國情，13億人，我們80%的學生將來不是弄諾貝爾獎，不是當什麼家，他是有文化的建設者，80%是這樣。那麼，我們的教育不能按照精英去培養我們國家的教育的學生，不能因為一個孩子看了奧數，考了學校，讓全國人去學奧數，不能因為一個人當了科學家，把全部的中國人民的孩子從小就按科學家去培養。農村的教育，現在中國人，無論是城市和農村，中國人身上最沉重的負擔，我認為還不是養老保險，一是教育，二是住房。教育可以把一個夫婦半生的經歷陪在孩子上。20多歲結婚，送出孩子就50多了，后面帶孫子就不說了，你把他生下來再把他送到大學，一生的負擔比工作還要重。那麼，為啥呢？你把他當做精英培養這不行，農村的孩子大部分就是初高中，還有的是中專，一部分優秀的上大學，不能說不讓上大學，大部分人是進不了大學的，所以我希望我退休了，我到周先生那兒去打工。真正的職業學校，目前這個群體是數以億計的，日本有一個加藤，在中國待了十年，他說了幾句話，中國的威脅來自於哪呢？來自於上大學有知識這個群體，這是80、90后的一個群體。還有一個群體就是當兵的，找工作的，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是上了大學的一部分，也有打工的一部分，還有當兵的，還有就是在土地裡種地的，再有就是既不當兵又不上學、又不打工，干啥呢？在社會上晃蕩。這些群體裡就是一樣，上大學這一部分，這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但是父母培養他20年，出來以后就是漂族，沒有工作，沒有房子，他的壓力很大。我在接觸北京很多的研究生、大學生，我說你怎麼比我的精神還憔悴呢？他說我大學畢業了，欠父母20多年的帳，找不到工作，又上研究生，又得學三年，結婚的時候，丈母娘說要有房子，北京的房子首付得50萬，像他，姊妹七八個，父母怎麼給他50萬，這50萬就使這個孩子十年就抬不起頭。所以，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我現在更關心的是打工的沒有上大學，還有在農村勞動的不安心，還有就是農二代進了城不想回去，這部分人現在數以億計，現在國家不善待他們，他們將來怎麼報答社會呢？這個問題，一定要把中國的教育要認真地思考，希望中小學向農村傾斜。科學教育的規律，一般是一個小學校十六七個孩子，老師能教過來，現在幾十個孩子在一個班裡，老師教不過來。還有一個是學校向城市轉移，老師留不在農村，老師留不在農村，學生就留不在農村，這是惡性循環。農村的中小學現在很欣慰的就是教育部在10月份出台了一個農村中小學教育發展意見的一個規劃，現在農村撤校合並暫停，我覺得這是一個得民心、惠民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事情，我覺得在農民工實事裡面其中就有教育這一條。
[主持人]:陳裡先生，這些年來您一直關注研究介入解決三農問題，這裡面有您的農民情懷。您也是一個新型的官員，開微博也好，公布手機號碼也好，您有什麼收獲？未來有沒有更大突破的想法？
[陳裡]:一年多來，我在微博上學到了很多知識，認識了很多朋友，我的關注裡有十幾個分類，有專家學者、有媒體朋友、有大學生、有農民朋友，我也了解到了許多我以往學不到的東西。開闊了我的視野，增長了見識，了解了底層民眾的疾苦和所思所想。利用這個平台和影響力，為社會和民眾做一點點有益的事情，心裡覺得很充實。去年，在工作之余，我的全部業余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研究上。我主編了《論社會管理創新》、出版了我的個人文集《知行集》、《陳裡微思錄》。
這些都得益於微博的功勞。下一步我將繼續利用好這個平台。為老百姓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並號召更多的政府和社會組織開微博，架起與老百姓溝通和聯系的橋梁，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做一份小小的貢獻。最近陝西公安廳也開通了新浪微博，將指導更多的公安機關和民警開通微博。去年我在網上號召為農民工做十件實事，已經的到許多省市的響應，有不少實事已經或正在實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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