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谈城镇化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2】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人的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高成本等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农民工市民化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的周期，就是说如果全面实行农民工市民化，我们还面临着哪些问题和难处、困难，需要我们处理？

　　【辜胜阻】:我觉得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一个是面大量广，市民化的任务艰巨。现在有调查表明，我们有2.6亿农民工，面大量广，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今年一年能够实现。第二个，它是高成本，我刚才讲到，仅就基本的公共服务来讲，这个需要投入十万人民币，它是高成本。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成本怎么样分担。第三个难点就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稳定的就业机会，你给了这个农民工城镇的户籍，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最大的难点是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坚实的就业基础。

　　[主持人]:着眼于我们目前中国的现状，您认为我们中国目前有哪些城镇化的模式，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情况？

　　【辜胜阻】:我最近参加亚布力论坛，到亚布力附近的实地进行了调研，我发现这个地方的城镇化模式已经就地城镇化。就是很多农民转移到当地，我发现这种城镇化模式中间的农民工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20万就可以买到一套房，一家三口，能够实现家庭的团聚。应该讲，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确实有很大的优点。另一种城镇化模式就是农民工的异地转移，像广东的虎门，虎门是一个镇，这个镇上有一百万常住人口，有十万人是有户籍的，有90万人是没有户籍的，都是外地打工者，所以，它这个是一种异地转移的城镇化。但是这种城镇化面临很大的纠结。像北京有很多农民工面临一种纠结，就是他们由于高房价，融不进北京，但是他们又回不去农村，所以，这种异地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和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历史上我们在城镇化的模式，有所谓苏南模式，这是靠乡镇企业支撑的城镇化模式；还有温州模式，就是靠私营企业支撑的城镇化模式，我们的城镇化模式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在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上面，大城市应该做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同时，中小城市要放开户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引导在东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回流，通过回流，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样就能够改变我们现在城镇化社会代价过高的问题，解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牺牲了三代人幸福的问题。

　　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对于我们最大的考验是就业，我们有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但是这些农民工失业，在沿海失去工作以后，他们并没有回到农村，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创业，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是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使农民工市民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户籍，让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的这些农民工能够改变户籍。再一个就是鼓励在沿海打工的这些农民工回流，实现双转移，现在我们的产业也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我们的劳动力也伴随这样一种产业转移，实现双转移。像富士康，从深圳迁到郑州，就带动50万人的就业，使河南的劳动力转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河南的农民工在就地城镇化、就地就业的比重超出了外出打工比重。

　　[主持人]:您刚才从三个方面来谈了一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方法。但是也有些网友产生了一些质疑，他们说城镇化的改革会不会推高房价，想看一下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辜胜阻】: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讲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怎么样新的市民更好地融进城市，但是如果地方用高地价推高房价，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是我刚才讲到的五个误区中间的一个，就是要防止有人把城镇化房地产化，用地价推高房价，这是不利于新市民融入城市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要避免的问题。

　　[主持人]:咱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网友叫骑驴大仙说，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了城镇化发展战略，2012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在一次调研工作会议上提到，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他想问一下，您对这句话是怎样理解的？

　　【辜胜阻】：李克强副总理讲过两句话，备受经济界、企业界的关注，第一个是讲城镇化是内需的最大潜力，第二个是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是一个最大的潜力，如何把这个潜力变为现实的动力，关键要靠改革。我刚才已经讲到，就是城镇化涉及到众多方面的改革，城镇化的实施要靠改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30年前邓小平的改革，首先改革的是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是带动城镇化、使少量的农村的精英通过高考来跳龙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的，是从农民开始的。30年后今天的改革是一种怎么样的改革呢？它是要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大量的农村精英，特别是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这个和高考这样一种跳龙门的办法相比较，规模更大。还有30年前的改革是从农民开始的，这次的改革应该从农民工开始，和农民工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改革，来推动城镇化。所以，我觉得，如何把城镇化这个最大潜力和改革这个最大红利两者结合起来，是新一届的政府要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县市管理体制改革亟待深化 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城镇化进程

　　[主持人]:要想积极推进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话，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方面需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辜胜阻】:我觉得有十个方面。第一，深化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我刚才讲到怎么样让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均等化。这是第一项改革。

　　第二，深化住房制度，特别是保障房制度的改革。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农民工也可以申请廉租房和公租房，我们是要让农民工有更多的选择。一方面是他们可以选择保障房，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有很多农民工是租房，还有的是企业建房。应该多渠道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第三，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分类指导、要因城而异，不同的城市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还有因群而异，重点解决举家迁徙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实行全国的统一居住证制度。

　　第四，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要通过立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刚才讲到大家普遍担心的是城镇化被房地产化，还有一个大家担心的是城镇化会使农民工土地财产权受到侵犯，我觉得这个是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有一种机制来保障集约使用土地，应该讲过去30年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使用是不集约的。

　　第五，构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让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提高他们的能力。

　　第六，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我刚才讲到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机制倒逼我们很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改变这种流动的方式，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推动创业扶持体系。

　　第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让城市政府的财力和它的市场相匹配，不要让它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用地价推高房价，这个要靠财税体制的改革。

　　第八，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特别是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

　　第九，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现在有很多镇，比如我刚才讲到虎门镇现在100万人口，是大城市，但是它的建制标准还是镇，还有一个浙江农民城——龙港，也有40万常住人口，但是它还是镇。像北京附近河北的燕郊，现在已经有60万人，其中有40多万人是北京在那里买房的人，但是它还是镇。怎么样把这些镇变成城市，要通过设施标准的改变。

　　第十，推动城市群的建设，要构建区域的协调机制，实现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现在城市群里面管理分治，部门分割。比如轻轨就没有办法修到燕郊，但是燕郊那里实际上已经有40多万在北京打工的人住在里面。所以，这种交通的分割，不利于城镇化的建设，也不利于大城镇的人口向外围扩散。

　　[主持人]:我想通过十方面的工作，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一定会有积极的推进和实现。下面再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三合滑鱼”，他说尊敬的辜先生，您作为武汉人，您是否认可2004年武汉政府为城中村改造指导思想先易后难和抓试重点的做法，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辜胜阻】:我认为武汉城中村的改造产生最大的效果是使武汉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有一个领导讲，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我不太同意讲它是中国最大的县城，但是如果从城中村来讲，它有一点像县城。现在通过数以百亿的城中村的改造，武汉的城市面貌已经改变了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改变了这样一种类似像县城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最大的好处是使武汉的城市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变。

　　武汉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好处是涉及到多个群体的利益，也就是村民的利益，还有城市居民买房子的利益，通过城市城中村的改造，建了一大批商品房。房价也涉及到城市居民买房者的利益，还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再一个涉及到开发商的利益，就是城中村的改造怎么协调多个群体之间的利益，我觉得它是有很多探索的。我觉得通过城中村的改造，特别是城中村提供了大量的土地的供给，在这个土地供给的基础上，建了一批商品房，这个是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我觉得最好的是，城中村的改造对于如何让村民变为市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村民都买了社会保险，都通过参与社会保障体系，让村民变为市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把钱都分给他，我觉得在城中村的改造中间，如何让村民参与社会保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会产生一些其他方面的效应。我们现在再去看武汉，可能这个城市面貌和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武汉的城中村改造在全国是规模最大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