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左),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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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2月6日14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做客强国论坛,以“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参与。
人口红利消失殆尽 改革红利应运而生
[网友海小棠]: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迟福林】:我理解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提出的背景在于: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全面进入以调整利益格局为重点的攻坚区、深水区。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的空间巨大、潜力巨大。努力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将形成未来10年我国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并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详细】
改革困于缺乏动力与权威
[网友故园春早]:目前的改革面临哪些方面的困境?遇到了哪些挑战?
【迟福林】:当前,我国改革面临哪些方面的困境,我想根本的在于利益关系的失衡成为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第二,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第三,利益关系失衡同时带来了权利运行与权利约束的失衡。 【详细】
专家建议官员财产公开从2013年开始
[网友杨再昌]:赵教授,目前,改革的阻力和制约因素来自哪些,如何走出困境,走向新的成功?
【赵晓】:改革的阻力,前面我已经谈到了,来自利益集团。这些人在改革中利用权力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最喜欢维护现状,捍卫自己的私利,他们必然会反对改革。制约因素,来自我们缺乏西方那样的顶层设计,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也缺乏普适价值的倡扬,这是改革的最主要因素。 【详细】
赵晓:改革应围绕公平正义展开
[网友黄晨灏]: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经济比喻为家族式经济。请问嘉宾,这是为什么?
【赵晓】: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掌握在500个家庭手里,这500个家庭有五千个人,全中国就被这五千人控制,就为这五千人服务。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得到了改革的红利,都实现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国人从来没有享受到像今天这样丰裕的生活,不仅如此,中国人在非物质方面的自由也得到了大大的释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承认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今天还没有变成一个公平的社会,机会均等仍然是一个梦想,而结果均等更是梦想。 【详细】
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费收入 减少公务支出
[网友佛前一灯]:有专家认为“改革的难点在于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您怎么看?
【周天勇】: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我们现在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而设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第一,财政收入来源和渠道混乱,政府各个部门、许多行政事业性机构都大量地收费、罚款,收费和罚款各地不同,在政府收入的比例中要占到20%到40%,形成大量的预算外收入,甚至是预算外的预算外收入。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就正规税收来说,中央拿走60%,其他四级地方政府只有40%,因此,地方大肆卖地、收费、罚款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导致房价居高不下,企业负担沉重,百姓怨声载道。三,从中国企业的税费来看,负担较为沉重,从福布斯每年公布的情况来看,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总是排在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这导致企业成本很高,大量的小微企业难以生存,偷税漏费违法的风险很高,企业要经常公关,公关成本很高。四,从支出来看,政府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太高,比如,日本只有2.5%,美国只有16%左右,意大利19%,而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比例在36%左右,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和公车等“三公”支出的规模很大,十几年要改革,都难以改掉,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规模越来越大,因此,行政成本很高,是中国财政体制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详细】
新闻报道
迟福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分配必然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