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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赵晓、迟福林谈“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12月06日17:20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手机看新闻
[摘要]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全面进入以调整利益格局为重点的攻坚区、深水区。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的空间巨大、潜力巨大。努力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将形成未来10年我国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并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赵晓】: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网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改革,欢迎大家来参与。

【迟福林】:强国论坛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人民网和大家进行交流。

【周天勇】: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人口红利消失殆尽 改革红利应运而生

[网友海小棠]: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迟福林】:我理解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提出的背景在于: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全面进入以调整利益格局为重点的攻坚区、深水区。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的空间巨大、潜力巨大。努力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将形成未来10年我国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并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他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想就是未来10年我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

【赵晓】:通常认为,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并且进入了人口负债。这使得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终结。中国经济从2011年最高14%以上的增长,到2012年已经回落到7%轨道的增长,未来能否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增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展望未来,中国亟需重建增长的动力,而改革是关键。因此,就有了改革红利说。我同意这个背景的理解。但与此同时,我有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改革红利说,或许同时也回应这些年“公平负债”的背景。所谓的公平负债,我指的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是停步了,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了,由此带来公平的负债,需要以改革来偿还。比如说国企改革,不仅没有进一步深入,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社会改革,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维稳”而日益导致活力的丧失,国家的僵化,利益集团呈现出越来越固化的趋势,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改革红利说,既针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也针对公平负债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建公平、公义以及市场、民间的活力,使我们国家继续往前进步。

【周天勇】:改革红利,我觉得是相对于人口红利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人口结构逐步老化,许多学者认为,我们过去人口年轻化这种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地消失。李克强副总理认为,在一定的时期,人口红利还是存在,但是,我们今后的发展可能要更多地利用改革带来的释放竞争力、释放活力来获得红利,这就叫改革红利。

[网友大辽]: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赵晓】:因为我们的体制离成熟、高效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改革的红利。只要你把这个空间打开,改革的红利就会释放出来。比如说,十八大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这里面就隐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和消费潜力。有人算过一笔帐,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均价约为944元/平米,而征地补偿标准,国家规定最高不超过所占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实际上只有26元/平米。这意味着农民在征地中所分配的收益比例只有2.7%,大概相当于农民六年的收入水平,征地补偿标准严重偏低。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3亩,按照当前实际每平米最高26元的补偿标准,约等于人民币4万元。十八大之后,如果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大幅度的提高征地补偿,让土地出让中征地费的占比从目前的2.7%提高十倍到27%,意味着农民人均耕地的价值上升到40万元。这就会使得农民收入有明显改善,农民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用这些资金,甚至只用土地抵押去扩大生产机会,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释放。

【周天勇】:我们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了30多年,除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外,实际上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这30年的经济奇迹。我们从1978年GDP总量占全球1%,到2011年上升到11%,人均GDP从180美元到2011年的5414美元,这里面非常大的因素是改革红利。从未来讲,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的要来自于改革,因此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第一,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 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第二,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走向共同富裕。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 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 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 第三,推进投资的转型与改革,谋求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我的看法是,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一是尽快改变投资结构;二是优化投资来源;三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 走向公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二次转型与改革,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具有历史挑战性。

改革困于缺乏动力与权威

[网友故园春早]:目前的改革面临哪些方面的困境?遇到了哪些挑战?

【迟福林】:当前,我国改革面临哪些方面的困境,我想根本的在于利益关系的失衡成为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第二,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第三,利益关系失衡同时带来了权利运行与权利约束的失衡。 改革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政府转型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增长代替发展。当前政府重总量、轻结构,重审批、轻监管与增长主义政府有着直接联系。第二,以政府代替市场,限制市场作用的发挥,使政府和市场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面临比较严重的挑战。第三,重短期、轻长期。更多依靠短期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增长,忽视中长期目标的实现。第四,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从实践看,“增长主义”政府倾向难以起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常常会人为地加大某些本不会形成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更需要防止由“增长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周天勇】:改革现在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过去最早的改革,能使大部分人获得利益,使很少的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但是,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普遍带来利益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许多改革要触及到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一些个人的利益,因此,继续改革受到利益群体的阻碍;二是,我们现在容易改革的基本上都改了,剩下的改革就是难度比较大的部分,因此,改革的艰难程度加大;三是,我们30多年来也形成越来越多的部门和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都有自己的权力,改革就是要减少或者剥夺这些权力,但是对权力的改革非常困难;四是,现在看来,改革也有疲劳症,改不动,改的慢,拖着改,改革往后推,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所以,改革充满着困境和挑战,关键就是有没有改革的魄力、信心和实质性的推动。

【赵晓】:改革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改革的动力和权威,与此同时,改革面临全面改革的挑战。过去中国改革的启动,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领袖,但邓小平也只是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现在中国已不复有邓小平的权威,而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权贵集团对于改革的阻力比任何时候都大,同时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压力,这使得新的改革比当初的改革要难很多。这样说吧,经济改革的左腿往前迈了三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右腿基本上还没有动,人已经走不动了,这是改革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难一百倍,但今天改革的动力和权威可能只有邓小平时候的1%,这就是改革的困境。

[网友贾胜国]:如何理解李克强副总理所说的“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如何调整利益格局、减少深化改革的阻力?

【周天勇】:从现在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利益部门群体的阻力来看,一是需要中央拿出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二是要组成研究、协调、推进改革的中央机构,比如说,中央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体制改革委员会;三是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因为机构多、人员多,本身就是一个阻力。如果实行大部制,减少机构、分流人员,拆庙减和尚,就会消除阻碍改革的部门、机构和人员;四是在调整利益格局方面,可能要老格局老办法、新格局新办法,通过增量改革、存量消化这种方式减少改革的利益阻碍。

(责任编辑:李哲、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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