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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

2012年10月12日16:33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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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读者的充分重视,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我记得在今年伦敦书展上伦敦书展的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我们非常重视中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有莫言这样的大师。这种获奖本身就是这种重视的反映。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做客强国论坛

 
  [编者按]:10月12日14时30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李敬泽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欢迎参与。
 
应以更加坦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文学,去进行自己的创造
 
  [网友杨再昌]:李书记,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会产生怎样影响和推动?
 
  [李敬泽]:这两天我看新闻和评述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一点,很多媒体都谈到诺贝尔奖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心结了,成了一个病根儿,那么很好,现在终于得了,我们这个心结可以打开了。但是这个心结的要害不在于中国人得不得这个奖,是有一个人得、两个人得还是三个人得。而在于这个心结背后有我们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一方面特别渴望寻求世界的承认,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寻求世界承认的时候,我们又常常不很自信。某种程度上讲,就文学而言,我们得承认现代文学以来,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认可权在人家那里。一方面我们渴望得到承认,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信,在一方面在我们迟迟得不到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拧把、容易纠结甚至于外国人说一句我们是垃圾我们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垃圾。从这个意义上得奖有一个好处,把心结打开,能够以比较坦然的方式看待自己、看待世界。我们既不必老觉得受人藐视、受人欺负,也不必一定非得如果人家不承认我们就心里很难受,事实上可能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正常的心态,就是一个作家忠诚于你的艺术,忠诚于你的土地和你所在的这块地方的复杂经验。有力的去写人的文学,然后你也可以充满自信的,坦然的与世界对话。应该是这样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不必天天在这里纠结,我们和世界比到底是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是人家看不起咱,还是我们应该不理人家等等,所有这些纠结,这个奖有一个好处是我们把这种纠结稍微放下,能够以更加坦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文学,去进行自己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觉得得到这个奖,用句常有的话说:有助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它也一定有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详细】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用在莫言的整体创作中不是很准确
 
  [网友杨再昌]:李书记,您如何解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对莫言的评说?
 
  [李敬泽]: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受奖词的全文,我们现在知道的就这么两句,实际上应该不只两句。实际上这两句是很粗略的说法,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几乎把莫言创作中的一些关键性要素都点到了。比如说“魔幻现实主义”,总体来说,用魔幻现实主义概括莫言不是很准确,特别是不能准确地概括莫言后期近十几年来的写作,因为魔幻现实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是指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用在莫言的整体创作中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个词有一个好处,它指出了莫言在他创作早期所受到的世界文学的影响,莫言自己也反复的坦然的承认过,早期他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这就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当然他同时也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但是没有人说福克纳是魔幻现实主义.同时还用了一个词,大概翻译不同,现在可能还没有准确翻译,现在临时被翻译成“民间故事”,我觉得不完全是民间故事,指的是莫言写作除了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世界文学的刺激、启发和影响之外,更重要的,特别是近十几年给他更大持久力量的是中国的民间资源,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资源。莫言多年来也反反复复谈到,他是扎根在他的高密东北向那片土地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修辞,它也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内在的策略和逻辑。也就是说,莫言渐渐地,非常有力的意识到,一方面接受了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需要从本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和叙事资源中获得力量。我记得在莫言写完《生死疲劳》之后,我和他曾经有过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向伟大的中国小说传统致敬”,就是向类似于《生死疲劳》这样的作品,可以看到莫言是非常有意的说要运用我们古典小说的艺术资源,要继承和发展我们古典小说的艺术资源。 【详细】
 
变革的时代人性呈现出的图景,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
 
  [网友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莫言得奖可说中国文学正式走向了世界,但是国内公众之前并不太关注作家们的努力,可以说诺奖是个契机,你怎么看中国作家的创作处境和视野?
 
  [李敬泽]:莫言得奖的确是中国文学在与世界对话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觉得文学就是这样,文学和科学不太一样,比如这次我们得一个医学奖,可能说明我们在世界上某一医学领域确实领先了,科学有相对客观和固定的尺度。但就文学来说,莫言的得奖恐怕代替不了每一个作家,大家替他高兴过后,每个作家回去还是得面对自己的问题,还是得认真地去写自己的东西。我经常接触欧洲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我也看很多欧美的小说,有时候常常觉得欧美的文学他们现在技术特别好,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很多作家一出手都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很好的艺术感觉。但他们的问题,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的问题是没事儿,这个小说没事儿很要命。比如一个欧洲国家真的没有什么大事儿,它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都很稳定了,变化不大。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欧洲文学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像中国这样的,包括印度、南非等等,反而是这些后发国家,这样的作家常常是在世界范围里得到很大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和欧洲那样一潭静水是不一样的,我们处在急遽的社会变化中,我们的事儿太多,五光十色,大家为之目炫。我们的生活就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天天在制造着最壮阔的史诗。那么我们的作家呢,生活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运用。所以我们看一个欧洲作家,他们说在欧洲影响很大,我们看看他们的作品,从头到尾写的是挺好,都是这一点事儿,都是一个主人公童年受点挫伤,就这点事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国作家有一个根本的巨大的优势,我们身处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人性自身呈现出那样丰富绚烂的图景,这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当然它也给我们制造了难度,怎么掌握、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活、复杂的经验,怎么能够给它思想上的整理和艺术上的把握,这确实也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但是一方面我们有如此丰沛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当有力克服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站在世界文学的高点上。【详细】
 
莫言得奖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进程的结果
 
  [网友水深两浔]:莫言获奖,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引起世界文学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会不会越来越重要?中国作家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需要做哪些努力?
 
  [李敬泽]:当然意味着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读者的充分重视,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我记得在今年伦敦书展上伦敦书展的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我们非常重视中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有莫言这样的大师。这是一个英国人。这种获奖本身就是这种重视的反映。我常常说,现在我还要说,别人的重视当然是宝贵的,别人重视我们很感谢,人家重视你,你不能说非要给人家脸子看,别人重视我们很感谢,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重视自己。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而不是别人不重视我们自己就六神无主,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想没有充分的自尊,也别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要的一个问题很简单,文学的生产和任何生产不一样,不像生产IPAD也不像生产电影,文学的生产只需要作家坐在他的电脑前,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都是白说。莫言获奖对大家是一个激励,但是解决不了大家的问题。我们替他高兴过后,作家还要自己坐在电脑前,面对自己的创作。我们只有真正的拿出耐心的、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拿出我们的好作品,首先是感动和影响我们本国的读者,本国的人民,我相信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够影响世界的读者。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莫言是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了非常广大的读者和作家的一个人。包括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至今记得,我20多岁我看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激动心情。一个作家说到底就是创造,就是感动你的、打动你的,你身边的,你这片土地上的这些读者。然后,我相信全世界的人,其他各国的人,因为人类的心毕竟是是有相同的可能的。一个有力的打动了你身边的人,你本国的人,这样的作家,我相信是也能够打动其他国家的读者和其他国家的人们。 【详细】
 
应客观地看待文化中的各种方向的努力 并非只要莫言不要金庸
 
  [网友琴江对语]:有专家认为,金庸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是因为,金庸的小说哪怕是流行, 读者再多,很难进入世界文学的高地,很难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因为他是大众文化,说明 在文学艺术上是有层次的,莫言是严肃的文学艺术,而金庸是大众艺术。请问嘉宾,您是否认同 这种“文学有高低层次”说法?
 
  [李敬泽]:我认为情况可能很复杂,我不认为有一个截然划分的高低层次。就金庸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很正常的,如果跟诺贝尔奖的先生们提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很诧异,他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过,诺贝尔奖会授予写哈利波特的卡罗琳,而且卡罗琳自己也不会想自己要得诺贝尔奖,她的伟大志向要卖更多的书和赚很多的钱。这至少表明了它可以使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文化中的各种方向的努力,不是说只需要莫言不需要金庸。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近期的恰恰是只要金庸,而取消了莫言。我们恰恰要警惕,我们只以一个标准,就是谁卖得多的标准来衡量文学和文化。我想它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是对于文学和文化需要更为多元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说共存的。同时就一个社会来说,它的文化信念、文化机制实际上也有一个相对平衡。可能有的作家卖得很多,读的很多,我们知道那是消费品。有的没有销售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重要的,那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平常的、正常的文化心态,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多元的文化状态能够有比较正常的领悟。我们这些年也有这个倾向,一说金庸好,就觉得你们这些写实的有什么意义,写诗的有什么意义,因为诗的读者少,假设这个世界只有流行歌曲而没有诗人,那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做A和B的选择,为什么不能既有很好的诗人,我们非常尊重的诗人,我们热爱的诗人,同时也有热爱的流行歌曲,热爱的歌手,完全不必再这里做A和B的选择,问题是我们现在常常习惯于做非黑即白、非A即B的选择。【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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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庆成、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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